2020年12月20日，北大国发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的演讲整理。

  数字化的经济和监管都是当下热点问题，我只分享两点：一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态势趋势；二是在这种态势趋势下，我们应该什么样的监管制度来引导数字化的经济健康发展。

  中央提出要统筹“两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可以说，“两局”不能离开数字化的经济，数字化的经济是“两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讲，以数字化的经济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大变局的核心体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在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不断衰竭的情况下，数字化的经济作为新动能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主要的经济基础。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用下，在移动网络日益普及和第五代移动通信（5G）商用逐步扩大的趋势下，以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底层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化的经济正在全球蒸蒸日上，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19年底，47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5.4%，高于同期全球GDP增速3.1个百分点，为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数字化的经济规模来看，2019年，美国以13.1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以5.2万亿美元稳居第二，中美数字化的经济差额为7.9万亿美元，比两国7.3万亿美元的GDP差额略高一点。此外，德国、日本、英国的数字化的经济规模分别位居第三至第五位。这5个国家数字化的经济规模，约占全球47个经济体数字化的经济总量的78%。

  就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来讲，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一比重分别为63.4%、62.3%和61%，而中国为36.2%，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51.3%的水平。但中国数字经济提高速度快，2002-2019年中，年均增长率高达22%，而美国1998-2017年年均增长率为9.9%。可以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对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都起到了巨大支撑作用。此外，中国“数字人口”最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广泛，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前途广阔。

  数字化的经济正在改写和重构世界经济的版图，也造就了一批“巨无霸”式数字企业。10年前，世界公司市值前10名中只有微软一家是数字企业；2020年有7家数字企业如微软、苹果、亚马逊、字母表（谷歌母公司）、脸书、阿里巴巴、腾讯，非常耀眼地跻身于前10名榜单中。

  2019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增加值）为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预计2025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增加值将达到60万亿元，占GDP比重至少可达到“半壁河山”的程度。

  面对数字化的经济的崛起及对中国的重大机遇，习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化的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60条中，其中第15条就是“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出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层次地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等。在总共60条的规划建议中，专门辟出一条阐述数字化的经济，并将数字化的经济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来阐述，足见中央对数字化的经济的重视。其实《建议》中其它各条规划很多也包括了数字化的经济的相关联的内容，如“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建设智慧农业”“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等。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痛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使中国经济陷入了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可喜的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当下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政府敏锐地捕捉到并自觉利用了这种战略机遇。自2013年以来，中央及有关部门已经就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相关领域和环节制定了上百个规划和指导意见，各个省份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快数字化的经济布局。能预见，随着中国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战略规划的部署和实施，中国经济将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加速破解一直困惑大多数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题，由此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最终实现“变道超车”。2019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发布的《中国2049》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赶超美国。2020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或2029年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预测，中国GDP在2024年将达到28.25万亿美元并超过美国。可以说，脱离数字化的经济的巨大支撑和拉升，“中国超越”的美好愿景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看到，数字化的经济“未来正来”。捕捉发展数字化的经济已是大势所趋，更是未来经济和社会所有的领域的“新制高点”，为此各个国家纷纷把发展数字化的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全力发展数字化的经济过程中，政府监管应该进行怎样的创新？毕竟，数字化的经济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辑都大有别于传统经济，继续沿用传统监督管理体系可能会损害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活力，正如总理在2017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言：“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现实中种种教训警示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数字化的经济与相对滞后的监督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将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政府监管只有主动适应数字化的经济的运行规律，才能促进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一句话，经济在转型，监管如何转型？这是当下现实意义特别突出的重大课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而陷入经济滞胀的泥潭，于是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的三大基本主张之一就是放松监管。因此，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了放松监管取向的改革，放松监管的主要内容有竞争化、民营化和简化监管。经过放松监管的实践，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监管指数由1982年的5.45下降到2013年的2.09。伴随着放松监管的进程，经济稳步的增长、价格、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OECD的实证数据充分表明，较高的监管程度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下行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果放松监管和增强市场之间的竞争，就能轻松实现更高的、稳健的和可持续的增长率，特别是放松监管可以使得传统垄断行业“化腐朽为神奇”，使其成为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引擎。

  美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增长期都是发生在政府放松监管时期。20世纪20年代，美国柯立芝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基本保持缄默，创造了以汽车和电力等行业快速地发展拉动国民经济的“黄金增长期”，史称“柯立芝繁荣”。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提出，除非监管的潜在收益超过了监管的社会成本，否则监管行为就不应该发生，其放松监管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举措使美国走出了长期滞胀的泥潭，赢得了“里根经济学”的美誉。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和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放松监管程度接近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景象。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把监管看成是“隐性税收”，承诺“将以创纪录的速度减少监管”，要求政府“增一减二”，即“每发布一条新规定，就要先废除两条旧规定”。

  一般说来，监管是市场失灵的产物，即监管是竞争的剩余。社会资源配置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竞争基础性作用，“相竞而进，相争而奇”，竞争才能获致繁荣。长期以来，从垄断行业放松监管的进程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监管指数不仅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金砖国家平均水平。

  中国数字化的经济尚处于发育和成长阶段，监管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是审慎包容监管。如若任凭金融领域的“穿透式监管”蔓延到各行各业，就会造成《“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中所批评的“人盯人、普遍撒网”的“烦苛监管”和“无限监管”现象，不仅可能会引起“监管失效”，而且可能贻误发展机遇。正如总理2016年5月在全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所指出，“烦苛管制必然导致停滞和贫困，简约治理则带来增长和繁荣”。为此，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提出要改变传统“管”的观念，把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向，要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蒸蒸日上的趋势，提出实行简约监管、包容监管、审慎监管、智慧监管等原则，这为中国监管转型提供了明确方向，更为数字化的经济监管转型提供了基本指南。

  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说要取消监管，也不是说要强化监管，而是要讨论监管转型问题。时间关系，这里只是指出监管转型的方向，不再展开。第一，总体上从强化监管转向放松监管；第二，结构上从经济性监管转向社会性监管；第三，方式上从歧视性监管转向公平竞争监管；第四，内容上从“正面清单”监管转向“负面清单”监管；第五，流程上从前置审批制走向后置监管制；第六，机构上从专业性监管转向大部制监管；第七，手段上从“人盯人、普遍撒网”式监管走向“监管沙盒”，不停地改进革新监管手段。

  最后，我想说的是，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当下我们正处于“历时性共存”的时代，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组织，难免出现失落、迷茫和憧憬的“三感”叠加状态。但无论如何，我们仍要拥抱数字化时代，坚定对数字化的经济光明前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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