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公益慈善事业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四十年。本文来自由南都公益基金会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合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项目》系列文章。该系列通过定量、定性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梳理四十年中国公益慈善尤其是公民公益的发展过程，分析内在的机制、实践逻辑，更进一步地探究公益慈善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未来公益事业的逐步发展提供启发和建议。

  在这四十年间，一方面公益慈善逐步从政府体系中脱嵌、扩张、创新，甚至形成反向嵌入的过程。另一方面政府也逐步从对社会组织的默许管控转向鼓励扶持，并通过治理体系的建设来吸纳这些公益的力量，使其为国家战略服务，进而让社会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来。

  因此，在这四十年间，政府体系和社会组织之间有着明显的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博弈格局。

  在对上海、宁夏、广州、长沙等地方慈善事业发展的简略分析中，我们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和民间的互嵌在各个地方都呈现出不同的演进道路，有求新的海派，有敢为人先的湘军，有广东的官民共治，也有聚焦脱贫攻坚和生态改善的宁夏慈善。

  这一些地方性的演进汇聚成更真实的中国公益慈善的潮流，而不仅仅让人们只注意到沿海的几个超大城市，这潮流既多个分支又浑然成为一条大河，低调而浩荡。

  我们记录这一潮流，既是回顾过去，理解它的逻辑，又是展望当下和未来，看看这条大河究竟流向何方。从这些地方文献和研究报告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形塑这条河流的河床、河堤和水动力的特征：

  市场经济构成了现代公益慈善最基本的河床。市场经济带来的高收入人群、职业阶层以及诸如贫困、环境、健康等社会问题的大量涌现自然孕育了慈善家、公益慈善行业的职业人群以及谋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不满足于只是施舍给予的公益组织的成规模地出现。

  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市民社会的自助与互助，要求公益慈善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这一河床慢慢的升高，尤其是在第三次分配政策的诱导下，市场制度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就是金融力量的介入，基金会、影响力投资和慈善信托都越来越形成公益慈善行业的支配性因素。

  河堤是来自党的治理现代化战略格局的安排。政府在面对扶贫、环境、健康、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各类社会问题时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但同时也要展示出自己有能力来领导这些社会力量。

  因此从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开始，逐步到社会工作的扶植、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再到第三次分配的提出。这些社会政策的形成既是政府吸纳性权力的体现，也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公益慈善力量兴起的某种“倒逼”的结果。

  一旦社会组织获得有限放开，这些政策就极大地刺激了公益慈善的业界生态，其中社会工作专业的正当化、社会组织被允许开展公开募捐和鼓励企业和商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说是影响最大的三方面举措。

  同时面对公益慈善领域的公信力丑闻和种种乱象，政府也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规范和打黑除非，形成一种作为河堤的控制力量。

  河流水动力来自于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人工智能以移动网络、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科技为引擎，在最近的二十年间爆发式增长，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释放。也激活了整个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

  我们看到很多公益慈善的行动者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实现志愿者的组织化，再逐步成为职业化的机构，乃至众多的公益集群，这些都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支持。99公益日、淘宝村和蚂蚁森林都是这种数字化智能公益的集中体现。

  这种数字化动力既改变了公益慈善组织的治理形态，也反过来对互联网公司本身的发展趋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也进一步让有效性成为公益慈善的支配性话语，技术治理逐步渗透到公益慈善的每个方面，科技向善的结果也可能孕育着科技替代慈善，公益慈善实践的道德性和人文性则面临消退的危机。

  可以说，这三个因素形塑出中国公益慈善这条大河的基本样态。各个地方只是在这条大河上呈现出不同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差异，但共同的特点是互嵌。

  在今天，新时代治理吸纳慈善的趋势和公益慈善持续民间化、科学化和市场化的趋势既平行发展，又交互作用。

  这使得公益慈善组织相对于政府来说，既可能是依附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协同的。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而志愿者的“无组织的组织化”、企业和商业公益的新业态化、宗教慈善的世俗化以及社区公益价值链形成和地方公益的生态化这四方面的趋势是我们由四十年回顾看到的未来中国公益慈善的可能的生长点。

  然而如果从长时态来看，影响公益慈善大河的上述因素似乎还不是最关键的。在最近的五年间，我们正真看到人类社会生态似乎正在经历巨变，六十年以来“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趋势正在逆转，全球性的气候灾难、新冠疫情、世界性的战争对抗和可能的大饥馑似乎正接连而至，人类生态和社会都仿佛要进入一个“小冰河”时期，“灾害与苦难”正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这些苦难挑战着尚未成熟的中国的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体系，迫使它直面人类社会正在爆发的种种人道主义危机，但苦难也刺激着公益慈善事业的超常规发展，推动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波”的发展。

  21世纪中国的第一波慈善浪潮是由2008年春季的冰灾救援和汶川地震救灾所引发的，第一波让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初步显现，民间公益组织的联合行动成为可能，志愿者走向主流化。

  而第二波则是2016年前后以《慈善法》的开门立法和正式对外发布所引发，它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迈上法治化轨道，为培育发展多元慈善主体和规范各类慈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公益慈善组织开始主流化。而当下正在经历的第三波则由如下因素引发：

  首要的就是直面新冠这一全球性的大瘟疫。这一瘟疫的大流行远超于人们的预期，由此引起一系列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以国内基金会为枢纽的抗疫网络则在新型制下形成了汶川地震之后新的社会组织联盟。

  而2021年豫晋两省突发性的大水灾，既表现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更频繁的灾害性天气，也带来了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后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救援。而当下上海疫情引发的各种次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引发了可能是规模最大的城市志愿者的动员和参与。

  其次是国家共同富裕战略下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刺激引发。国家十四五的重点之一在共同富裕，为此国家强调乡村振兴和第三次分配。虽然强调富裕，但共同富裕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仍然是针对各类脆弱群体的减贫解困，赋能低收入群体的发展。在国家的战略格局中，公益慈善业已超过社会福利的内容，而成为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下的主体部分。

  虽然第三次分配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学术界仍然有较大的争议，但是在实务界，第三次分配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出台都给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了机会窗口，而他们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基于人道主义，面对脆弱群体进行的救助和赋能。

  例如广东的双百计划的卓越性就是让社会工作直面乡村中最困难群体，由最直接的兜底式救助入手，打通最后一百米，这样才可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针对脆弱群体的人道主义的救援、扶助和发展仍然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共同富裕中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

  再次是由商业、技术和慈善相结合的新业界生态引发。传统的慈善捐赠已不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唯一选择，而是涌现出志愿服务、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新的思路与方法。

  国内一些追求卓越发展的公司开始在社会价值创新理念方面升级迭代，在企业社会责任（CSR），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SG），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理念中寻求提升竞争力的新方法。

  2021年腾讯公司正式公开宣布公司战略升级，以“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作为公司的大战略，腾讯先后投入1000亿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由此引发互联网公司的公益慈善捐赠风潮。

  这些捐赠也首先大量投向了救灾、抗疫、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以及教育和发展等各种人道主义项目之中。伴随而来的是新技术的大量应用，AI技术、云、网络直播成为中国特色互联网公益的重要发展路径。互联网募款平台成为国内越来越主要的慈善募款的平台。

  这些因素都刺激着慈善第三波的发生，在我们看来，第三波慈善浪潮很可能让以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为内核的人道慈善事业主流化。直面灾害和战争引起的苦难，守护人道和人的尊严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未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新的使命。

  它在灾难、政策和资本的影响下，或许会产生不同于西方那样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界限分明的第三部门，而是会产生以脆弱群体为对象，以人道主义为伦理，以大公益大慈善为实践方式的第三域，在这个第三域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嵌入、协同共治、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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